改革開放四十年名家訪談系列 馬大正：西域“行者”

　　譚洪安

　　1987年2月，馬大正揮別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，正式加盟社科院創(chuàng)建不久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“邊疆中心”），擔任中心副主任兼學術委員會委員。

　　那時候，他已近知天命之年，在個人生活與學術生涯如此關鍵的節(jié)點上，決意調整自己的航向，不用說是需要一定的勇氣和決斷的。

　　三十年后的今天，回首當初，現(xiàn)居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“高位”的他，看來并無悔意，笑言那是“我學術人生最有意義、最值得回憶的難忘歲月”。

　　那讓我們看看，在相熟的朋友同行乃至后輩中人稱“老馬”的他，在事關重大而又相當敏感的中國邊疆治理研究中，到底是如何識途的吧。

　　轉向邊疆

　　據《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年簡史：1977—2007》一書記載，1982年2月4日，時為中國社科院首任院長的胡喬木，曾就我國邊疆沿革史研究等問題，致函李先念等高層領導人，“建議中央指定現(xiàn)有部門成立專門機構，進行長期研究，并下決心出一批書，這樣才能培養(yǎng)新的專業(yè)人才，使我們遇到有關問題時便于應付”，避免“臨時抱佛腳，事后就撒手，致資料無法積累，人才日見凋零”。

　　3月6日，李先念批示“同意胡喬木意見，應該重視關于中外關系史和中國邊疆沿革史的研究工作”，“研究改進措施，加強這方面工作”。

　　大約一年后，即1983年3月19日，中國社科院邊疆中心成立，由著名史學家、民族研究所顧問翁獨健教授為首位主任。

　　翁先生早年畢業(yè)于燕京大學，后赴美留學，專攻蒙元史，193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隨即回國任教。共和國成立后，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兼市教育局局長，并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，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，他出任副所長?！拔母铩敝兴艿讲还?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才復任副所長。而1964年研究生畢業(yè)后分配到民族所的馬大正，就是他十多年的得力部下。由于有這一層關系，邊疆中心成立之初，馬大正作為“編外人員”時時參與中心的研究和資料整理工作。

　　據馬大正回憶，1983至1987的四年間，邊疆中心發(fā)展的步履異常艱難，究其原因有二：一是初創(chuàng)時期中心高度重視中國邊界問題研究，但此類問題政治上較為敏感，資料搜集受到諸多限制，而且專門人才匱乏，研究成果也難以發(fā)表；二是邊疆中心實際上是“多頭管理”，繁復的商議與協(xié)調消耗了中心領導極大精力，卻又收效甚微。

　　1986年5月28日，翁獨健教授逝世，面臨諸多困難的邊疆中心處境更是雪上加霜。1987年2月14日，社科院決定將邊疆中心改組為“院領導下的一個開放性研究中心，其行政工作劃歸近代史所管理，業(yè)務工作直接對院負責”，前期研究和組織工作表現(xiàn)甚佳的馬大正，也因此由“編外”轉正。

　　另據馬大正的多年學界好友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學者李世愉憶述，1987年改組后的邊疆中心，其實只有幾個全職人員，租用的是位于北京東城區(qū)東廠胡同的民盟中央招待所，條件非常艱苦，除了幾張辦公桌、幾把椅子、幾個書柜外，幾乎一無所有，真是白手起家。就在那種不利條件下，馬大正與中心主任呂一燃扎扎實實共同努力，為中心日后的發(fā)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幾年后，呂先生退休，馬大正一人承擔了中心的領導重擔，可謂是嘔心瀝血。

　　馬大正自己回顧在邊疆中心工作的歲月時說，前期他既是一名研究人員，也是中心領導之一（1987~1993年），后期則擔任主要領導（1993~2001年），其間大體上做了三件大事：一是為開展三大研究系列出謀劃策；二是為當代中國邊疆調查的展開身體力行；三是為中國邊疆學的構筑盡心盡力。

　　十年苦修

　　馬大正是地道的上海人，中小學教育均在上海完成，1956年7月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，那時候山大還在秀美的濱海港城青島。大學生涯四年，經歷頗不平靜，1957年的“反右”，1958年的“大躍進”，1959年的“反右傾”運動，都在年輕的他心目中留下了不易磨滅的印記。

　　1960年7月本科畢業(yè)后，他獲免試保送攻讀山東大學（前兩年山大已遷到省會濟南）歷史系研究生，師從近代史專家徐緒典教授。徐教授畢業(yè)于燕京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，曾供職北京故宮博物院，也擔任過中國義和團運動研究會副理事長。得遇名師的馬大正，研究生畢業(yè)論文題目就是《太平天國革命與英美傳教士》。

　　1964年6月初，馬大正結束了長達八年的學習生活，抱著立志爭當“紅秀才”的雄心，離開山大，赴北京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（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前身）報到，步入當年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。但與大多數(shù)同齡的青年學人一樣，在1964到1975的十年多時間里，身處研究機構、一心施展抱負的馬大正，卻長期與科研工作無緣，反而不由自主地翻滾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漩渦之中。他前后兩次被安排到“四清”運動工作隊，下鄉(xiāng)參加勞動鍛煉，第二次“四清”運動隊集訓剛結束，“文革”就開始了。那十年間，他時而是“革命動力”，時而又成了“革命對象”。

　　時過境遷，回首那段動蕩的歲月，馬大正頗感一言難盡。不過他說，那些年平心而論，確是經風雨、見世面、長知識，對社會真實觀察和體會的加深，這也是大多數(shù)時間埋首書齋的社科工作者，特別是歷史學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課。

　　1975年秋冬之際，轉機不期而至，馬大正得到了畢業(yè)以來第一個參與研究課題的機會——《準噶爾史略》一書的撰寫，而這項研究的真正有序展開，已是“科學春天降臨人間”的1978年了。

　　1982年，《準噶爾史略》完成后，他投入17至18世紀土爾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，1984年，又參加了由翁獨健教授主持的專著《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》的撰寫，分工是隋唐民族史部分，并于1986年完成了書稿。通過上述兩個研究課題，他對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富特色的王朝——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與民族史事，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。

　　在此期間，他還擔任《民族研究》的編輯，參加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民族史卷的組織和撰寫，與學界同仁廣泛交往。這一切都為他日后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拓展，打下了良好基礎。到1987年邊疆中心實行重大改組，他走馬上任，挑起構筑中國邊疆學的重任，也就順理成章了。

　　行萬里路

　　1982年，當《準噶爾史略》一書完成初稿后，馬大正和研究同仁策劃幾年的“新疆蒙古族社會歷史調查計劃”，在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（今歷史研究所）和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支持下，得以付諸實施。

　　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官方組織的對新疆地區(qū)蒙古族的綜合性考察，馬大正的“天山問穹廬”之夢，由此開始了。

　　考察隊于1982年6月15日在烏魯木齊正式成立，當天即啟程，至8月7日結束考察返回烏市，歷時54天，途經15個市、縣，18個區(qū)、公社和牧場，行程5523公里。

　　據馬大正回憶，自1981年到2017年的36年間，他已61次到新疆，足跡東起哈密，北達阿勒泰、塔城，西抵塔什庫爾干，南至喀什、和田、且末、若羌一線，還沿和田河自北向南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，對天山南北風光有了實地感受。而1979年到2017年之間，他還共計赴云南34次。

　　“這實為人生的幸事！”他感嘆說。

　　這61次奔赴新疆，多與他的新疆研究中如下五個重點有關：新疆衛(wèi)拉特蒙古研究，瑞典探險家斯文·赫定新疆考察研究，芬蘭探險家馬達漢新疆考察研究，新疆社會穩(wěn)定戰(zhàn)略研究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研究。

　　在1997年出版（后來數(shù)次再版）的記述1982年新疆考察之行的《天山問穹廬》一書開篇，馬大正這樣寫道：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中國治學的古訓，我實踐著。實地的訪察，彌補了書本知識的局限，拓展了我的視野?！?/p>

　　這里且舉他數(shù)訪著名的霍爾果斯口岸為例。1982年7月第一次新疆考察到達伊犁時，因時間太緊，未能探訪霍爾果斯，成了馬大正一大遺憾。1986年8月借赴疆參加學術會議之機，才得以彌補。

　　霍爾果斯口岸，在清前期還是中國境內的駐防之地，同治年間（1862~1874年）中俄劃界后，才成為邊境哨卡。19世紀下半葉以來，這里一直是中俄（后為中蘇）的傳統(tǒng)口岸，20世紀50年代一度是中蘇貿易的最大口岸。60年代中蘇交惡后，霍爾果斯也成了“反蘇前哨”，至1967年口岸基本呈關閉狀態(tài)。

　　1983年，霍爾果斯又是首先開通的對蘇貿易口岸。也許是開放未久，雙方人員來往不頻繁，1986年8月馬大正看到的口岸現(xiàn)場仍顯冷清。經當?shù)剡叿礼v軍安排，他得以進入營房，登上高聳的瞭望塔，通過高倍望遠鏡觀察蘇方的邊境農場。只見遠處白色的木板平房整齊有序，雞犬相間于道，一派平和景象，與以往幾年他在數(shù)處中蘇邊境感受到的緊張氣氛，已經截然不同。

　　四年之后，1990年9月，馬大正再次走訪霍爾果斯時，口岸的現(xiàn)代化建設初具規(guī)模了，國門兩側兩國人員熙熙融融，生機勃勃。恰逢北京亞運會即將舉行，國門中方一側大標語牌上畫著亞運會的吉祥物大熊貓。馬大正見狀不禁想：真是換了人間！

　　而近二十年后，今天的霍爾果斯口岸，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相鄰，已成了東起連云港，西至荷蘭鹿特丹的歐亞國際大通道的中轉樞紐了。

　　“前線”“前沿”

　　過去三四十年，馬大正投身中國邊疆歷史及邊疆治理研究，他的最大心愿是，構筑一門新的學科：中國邊疆學。

　　早在2011年7月，他接受美國《中國歷史評論》（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創(chuàng)辦的英文學術專刊）特約記者單富良采訪時，就從當代中國邊疆的重要戰(zhàn)略地位的視角，談到了中國邊疆的特色，認為大體可以從三個角度展開思考：

　　第一，中國邊疆地區(qū)是我們國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漫長的歷史留下了兩大遺產，一是統(tǒng)一的多民族國家，二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，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。當代中國的邊疆和生活在邊疆地區(qū)的各個民族，是這兩大遺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　　第二，中國的邊疆地區(qū)是國防的前線和改革開放的前沿。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，中國的邊疆就是國防的前線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，邊疆地區(qū)又成了對外展示中國進步的一個重要窗口。

　　第三，邊疆地區(qū)的穩(wěn)定和發(fā)展，是中國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重要保證。實踐已經證明，改革開放以后，沿海地區(qū)飛速成長，中部地區(qū)也在不斷崛起，如果西部地區(qū)跟不上，何談中國改革開放的全局？

　　馬大正解釋說，中國邊疆史研究的宏觀歷程，可以用十三個字來概括：千年積累，百年探索，四十年實踐。

　　所謂“千年積累”，是指中國優(yōu)良的史學傳統(tǒng)，前輩學人留下了豐富的對邊疆狀況的記述和評議。所謂“百年探索”，涵蓋了19世紀至20世紀200年的時段，中國歷經巨變，改朝換代，民族危亡、民族振興是這一歷史時段的主旋律之一。期間的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，外患挑釁日益嚴峻，西北邊疆史地學興起，此為中國邊疆研究第一次高潮；20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，中國面臨敵寇步步進逼、亡國滅種的危機，“邊政學”初露端倪，是中國邊疆研究第二次高潮。

　　所謂“四十年實踐”，指的就是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中國邊疆研究在新的國內國際形勢下的大發(fā)展，可稱中國邊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，目前仍然方興未艾。

　　馬大正特別強調，對中國邊疆研究學術成長史而言，1949年和1978年是兩個關鍵的年份，因為這兩個年份中國大地上政治的重大變動，中國邊疆研究不可能不受影響。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，而就學術研究來說，1978年正是沖破極“左”干擾，讓學術回歸學術，“科學春天到來”的一年。

　　他認為，這一次研究高潮，一來突破了以往僅僅研究近代邊界問題的狹窄范圍，逐步形成了以中國古代疆域史、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和中國邊疆研究為三大重點（也就是前文提及的“三大研究系列”）的格局，二來突破了史地研究的專業(yè)范疇，將中國邊疆歷史和現(xiàn)狀相結合，努力理順研究與政策的關系。

　　壯心不已

　　2010年4月，時年七十二周歲的馬大正退休了。但他個人感覺，退休對他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沒有太大影響，一切仍依常規(guī)在進行，因為“邊疆研究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只要身體條件允許，是不會中止的”。

　　早在2002年末，他受邀參加國家清史纂修工程，協(xié)助著名清史專家戴逸教授從事協(xié)調和組織工作，馬大正說，他將此視之為一次難得的重新學習清史的機會。

　　在他看來，有清一代是中國疆域奠定和變遷的歷史階段，也是清政府邊疆政策由成功走向失敗的特定時期，一些當時困擾清政府的邊疆、邊界、民族等問題，到今天依然存在。從清代歷史的總體性和以史為鑒的目的出發(fā)，有關清代邊疆、民族方面的課題，理所當然要成為新編《清史》的重要內容，因此已專門設置《邊政志》，以補民國初年編纂的《清史稿》的不足。

　　關于《邊政志》，馬大正想說的話不少：“歷史上中國疆域范圍及治理方式，是隨著王朝國力的消長不斷變化的。到18世紀中期《乾隆內府輿圖》制定，中國歷史疆域最終確立，當時陸地國土面積為1300萬平方公里，其中邊疆地區(qū)占到了一半以上。近代以來，中國邊疆喪失了3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，但今天中國的邊疆省區(qū)仍占陸地國土面積的60%左右 ，可見邊疆在歷史上和今天中國的重要地位?！?/p>#p#分頁標題#e#

　　“清代是中國歷史疆域最終確立、集中國歷代邊疆歷史發(fā)展之大成的時期，今天的邊疆治理或邊界爭議中的問題，其源頭大多可上溯至清代，”馬大正說，“所以設專志記載清王朝在邊疆地區(qū)治理和施政十分必要?！?/p>

　　今年9月，馬大正年滿八十周歲。每星期的工作日里，有好幾天他仍然堅持穿過半個北京城，從東南三環(huán)的“自樂齋”家中，到西北海淀中關村的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上班，而且不時長途飛行出差，繼續(xù)“行走”全國各地，特別是遼闊邊疆，精神矍鑠，樂此不疲。

　　在今年3月編印的新著《學涯備忘》前言中，馬大正寫道：當然，研究工作優(yōu)劣成敗，應由社會評說，我只是做了自己樂意做的工作，在自己所在的崗位上盡了責、出了力，或者說沒有虛度年華白了少年頭空悲切！

　　而他萌生的最重分量的感言是：“我慶幸自己研究始步之時，即遇到了好時光。此言好時光，依我體會，第一是好時機——正逢科學春天的到來?！?/p>